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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塞達家的留學生　　“他們都在美國念書，兒子讀博士，女兒讀碩士”，與我住在同一棟單元樓里的薩爾塞達夫人指著茶幾上兩個孩子的照片，打開了話匣子。“兒子年長，出去得早，去年剛念完碩士，又聯系上了博士。女兒今年剛剛去，昨天還來了一封電郵……”她的臉上洋溢著自豪和欣慰。　　“他們都是念完了本科才出國的嗎？”我將談話切入正題。　　“當然。他們能出國，全靠自己爭取的獎學金。”其實，薩爾塞達一家可算是書香門第，丈夫阿維利諾大學金融專業畢業后一直供職于當地一家小有名望的銀行，妻子萊拉則在菲律賓排行第五位的私立高校菲律賓基督大學當教授。　　萊拉向記者表示，從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上看，發展中國家的父母將未成年子女送出國門深造，總體來說弊大于利。在菲律賓，即使中上等人家一般也不會這樣做，原因是多方面的。　　菲律賓素來有留學的傳統，一百多年前，正是留學生將西方民主思想帶回了這個貧窮積弱的群島，最終贏得民族獨立。不少政府高層官員、許多大企業的決策者，乃至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都曾負笈海外，這些人本身就是留學的巨大號召力。雖然菲律賓當地的教育體系和學位制度完全照搬美國，英語一度為唯一被官方認可的教學媒介，但教學內容安排和師資素質方面則相去甚遠。因此這里和中國一樣，也有很多人希望通過高水平的教育來為自己找一個光明的前途。　　菲律賓人的英語基礎雖說不錯，但在國外求學仍顯吃力，因此即便他們坐進了發達英語國家的課堂，學習成績恐怕也只能在班級里“墊底”。這樣不僅葬送了父母的辛苦錢，更錯過了學生的寶貴學習時機。一旦學生因缺乏信心而自暴自棄，從此不思學業，損失就更大了。　　我的一位華人朋友這樣說道：“雖然我們華人普遍經商，家庭相對富裕一些，但一般也不會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國外讀書。你也知道，我們平時忙于工作，對孩子疏與管教，他們的自理能力和自制能力都比較差。在家里，他們飲食起居都有傭人照顧，到了國外后什麼事情都要靠自己。現在這些孩子，生活過得舒服了，根本不能體諒父輩當年創業的艱苦，讀書心猿意馬，沒有大人督促不行。我們主張等孩子大一些再送出去。”　　其實，當地華人還是希望自己的后代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成長為具有中華文化氣質的菲律賓公民。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正以舉世矚目的速度發展，并不斷向周邊地區輸出繁榮，當地華人普遍希望與中國廠商建立長期穩定的聯系。所以，許多華人都會等到自己的孩子大學畢業后先送他們去中國大陸或臺灣補習中文，了解中華文化，并體驗當地生活，大約一年后再送他們去歐美深造。　　菲律賓本地學生們自己也何嘗不是這樣認為的呢？一位在我所住公寓樓的健身中心打工的女教練告訴我，她剛剛從一家公立大學畢業（在菲律賓，公立大學學生幾乎不用交納學費，品學兼優者還可以得到獎學助學金），已經被英國一所大學的研究生院錄取。她知道這個機會來之不易，而且花費也相當可觀，因此希望一邊工作攢錢，一邊提高英語，同時收集一些與自己的研究生課程相關的資料。準備充分，就可以在海外學習更多的知識，而且也可以減輕自己留學而給家里人帶來的經濟負擔。　　說到這里，我想起了在菲律賓技術大學攻讀本科的一群中國留學生。他們大多通過中介公司聯系來此。我接觸的所有同學都在抱怨：住宿條件不盡人意，老師的英語口音太重，學習十分吃力等等。更可憐的是一些自理能力較差的同學竟每天靠快餐、零食和方便面度日，身體健康受到影響。這些學生的家境普遍不錯，但其中不少人自我約束能力很差，甚至有些人來菲留學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學習成了一種痛苦。作為一種逃避，學生將大好學習時間消磨在了游戲廳甚至聲色場所。有些孩子年齡雖小，但心智成熟，且求知欲強，赴海外深造可以更充分地開發他們的潛能；相反，如果孩子缺乏進取心，且自制、自理及心理承受能力均達不到赴海外獨立求學的要求，即使父母用金錢鋪路為子女換來了洋學歷，這樣的“舶來品”恐怕還不如貨真價實的“土特產”受歡迎。　　我們能否當好接班人　　小留學生能否成為財富和權力的接班人？這個問題見仁見智。不能否認的是：在任何一個人群中都有強者和幸運兒，本報記者通過網絡訪談了兩位小留學生。他們對于自己的前途和將來有著較為明確的想法。“我不會比我爸差吧？”　　口述人：Monet（美國）　　整理：艾田　　國內來美國念本科的人不多，我們學校就我一個。特別是像我這樣從北大退學來這里讀書的，更少見了。據我所知還有一個女孩也是北大讀了一年然后來的康乃爾，學校比我的好得多了。　　我從北大退學是因為有一年玩游戲玩得太過火了，逃課太多，期末考試掛了一片，家里就安排我退學了。我爸在美國找了一個朋友幫我聯系的申請，除了簽證我什麼都沒干，就成了美國學生了。　　在這里感覺比較孤獨，國內來的人基本都讀博士，比我大多了，ABC又大部分不好溝通。不過我現在正在跟一個ABC談戀愛。學習成績比國內好多了，因為這里沒那么多盜版盤，家里對錢又控制得很死，也沒人陪我玩游戲。就是上上網。買東西都是上網。　　我在北大學的是理科，在這里學的是社會學。我爸給我設計的路是碩士讀法律，爭取進入好學校。他自己是律師，覺得我將來做這行他能罩得住。說實話我覺得我怎么也得比他不差吧。他大學都沒上過，靠自考拿的文憑，現在都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了。我一個美國的法律碩士，回去怎么也混得開啊。　　至于小留學生墮落的問題，我在網上看到過。但這里沒有這樣的圈子，所以我不了解。我肯定不算墮落的。說實話我覺得來美國讀本科是很好的選擇，學校真是以教書育人為宗旨，我這個學校本科排名在美國將將前50吧，我覺得比國內名校好多了。就是簽證太難簽。我聽說還有去什麼泰國、馬來西亞留學的，這樣的還是省省吧。　　“跟他們在一起是種投資”　　口述人：steele（新西蘭）　　整理：艾田　　其實國內關于小留學生的每一篇負面報道在我們這里都能引起反響。哪怕是某個不大的城市的晚報上登了這類的稿子，都能被我們的父母看到，然后打電話過來追問加囑咐。有時候我們也猜測報道的主人公是誰，因為新西蘭的留學生都可以算一個圈子，而且國內的負面報道大都集中在這里。畢竟，現在大家都知道新西蘭的小留學生最差勁，學習不好，風氣不正，人品太壞。　　我本人不是富家女。我父母都是專業技術人員，算中產階級吧。我在這邊每年花費不到4萬新元，合20萬左右人民幣吧，這些錢家里還出得起。但有時候想想也是挺奢侈的，因為學費每年才1萬多新元，我又不用租房，住同學家里，她們家在這邊買的房子，很大。我也有自己的車，但其實是從日本出口到這邊的二手車。花費大主要是因為我的好朋友們家境都很好。我們一起玩的大概有10來個人，一多半都是有錢人的孩子。很難說他們是政府官員的子女還是企業家的子女，因為這里不少人都是父母有一方在政府部門工作，另一方經商，或者親戚里頭有經商的、從政的，關系網很密。　　我的花費主要是跟他們一起旅游，去歐洲、新加坡等地方。日常娛樂也有消費。買衣服是花費的大頭，不買名牌在這里是被看不起的。確實存在攀比之風。但我覺得跟他們做朋友對將來有好處，我父母也鼓勵我跟他們適當地交往。因為將來不管在哪里，要干一番事業，免不了要利用他們的資源。他們有資金有關系，我有能力，大家互相利用嘛。而且話說回來我還是挺喜好這些朋友的，他們人品其實都不壞，也很天真，有的人想當畫家有的人想當游戲經理－－雖然學的都是商科。他們也很尊重我，他們語言能力不行，不管在本地還是出去旅游，都要靠我這個翻譯。　　總之，留學本來就是投資，跟這些富有的小留學生做朋友也是一種投資。我們這里有很多和我家境類似的孩子都有這種想法。但我跟他們不一樣，我不是做富家子女的小跟班，我有我自己的尊嚴。　　培養貴族的實驗　　黃寺　　“生血、牛腦、啤酒：一種培養貴族的實驗”－－這是大衛·奧格威對他所受到的“幼教”的評價。　　奧格威說他的父親，一位古典學者，“竭盡全力想讓我變得像他自己一樣強壯、睿智。我6歲的時候，他要求我每天喝一杯生血。這個辦法沒有奏效，他就又讓我喝啤酒。為了強健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必須吃3次小牛腦”。　　肯定還有其它的實驗，也許其中還有一些是固執而荒唐的，但那位前劍橋大學橄欖球選手的嘗試成功了，他的兒子創立了世界上最有號召力的廣告公司－－奧美，并用優雅的法則統治著這個時代的消費主義迷狂。　　如果我們套用一下奧格威的句式，也可以把今天中國一批新興的權力階層（無論經濟還是政治）教育子女的努力概括出來，那就是“送出去、撒開手、多寄錢：一個培養接班人的幻想”。這些人或者是因為篤信國外的本科甚至中學教育優于國內，或者是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無力考取國內重點大學甚至是大學的局面，把孩子送到各式中介公司的流水線上，繼而送到除南極洲外的每一塊大陸上。　　對中介公司而言，這些孩子只是一個“物流＋現金流”的生產線上的產品；對父母而言，這些孩子卻是他們希望能傳遞家庭資源（無論是金錢還是權力）的接班人。其實這本來就是很荒誕的事情。　　自古以來，所謂的“貴族教育”都強調個性化教育，中國有私塾、日本有私校，歐洲的私立學校開始規模也都很小。“貴族教育”是一種細致的教育，是用女人的方式來培養男人，即所謂“爐邊教育”（如同母親在壁爐前給孩子講故事那樣）。但現在的小留學生在十幾歲時就被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里，誰會細致地對待他們？誰會手把手地傳遞在通識教育環境下無法學到的獨特經驗和知識？　　而且，現在的留學低齡化引發的很多社會問題，也讓這些“接班人”們失去了進取心和尊嚴。在德國，中國的小留學生被稱為“留學垃圾”，甚至自己的同胞們也這么看待他們；在澳大利亞，寄宿和監護人、語言學校以及中介公司、當地的各種服務公司都把中國小留學生當做賺錢乃至騙錢的目標，這讓這些孩子對自己的存在價值感到困惑。精英教育的首要前提是把受教育者當做精英看待，通過賦予受教育者心理優勢來激發其創造力和進取心，中國古代的國子監、英國的伊頓公學等都是這樣的學校。我們還看不到哪所海外學校能給中國的這批財富接班人們提供類似的氛圍，它們所能提供的只是斗富、奢靡的病態消費氛圍。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中國的富豪中，靠實業發家的人最成功地傳遞了財富和權力，如格蘭仕、方太、紅豆集團等現在都掌握在“少帥”的手中。最典型的例子則是劉永好和他的女兒劉暢。劉暢在16歲的時候就被送往美國，2002年獲得MBA學位回國時只有22歲，但一回國就成為南方希望公司的董事長，繼而成為“希望系”進軍證券業的關鍵人物。據說，2002年回國后，劉永好安排她廣泛結交北京企業界和政界名流，拜師學藝并打通人脈。根據劉永好的計劃，劉暢“十年之內不會在媒體面前曝光”。我們從這條道路上能看到精英教育的思維方式：有長遠計劃，在擇校、學習和學成后的逐漸培養上又都有細致的執行。之所以實業發家的人能有如此的自覺，想來跟他們相對其他行業更艱難的創業和成長史有關，而且他們也確實有資格來成為子女教育計劃的決策者和實施者――他們本來就是強者，而不是暴發戶。　　19世紀三十年代，面對迅速崛起的巴黎資本家階層，巴爾扎克慨嘆于他們的暴發戶心態和行為舉止，稱“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的教養”；而今天，面對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迅速涌現出的商人和企業家階層，又有人慨嘆于他們在教育子女上的淺見與短視，稱“富不過三代”。這兩句名言無疑都是真理，因為它們都被無數次地驗證過。只是中國這一代的家族財富流向還需假以時日才能看出端倪，不過至少就留學低齡化問題和那么多的小留學生負面案例來看，“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可能倒真的更符合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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